世人慌慌张张,不过图碎银几两,偏偏这碎银几两,能解世间各种慌张。

不知不觉,一辈子就过了大半

2022年11月27日 10:27:08 0

很久以前,大概是五年前,或者更早的时候,我就想写一些平凡的人物故事,但一直没有迈出第一步,我怕自己贸然找人采访会让被访者感觉到冒犯,也怕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太糟糕,让自己失望。

但这件事一直在我的心里放着,在许多个时刻还是会想起,每想起一次就积攒了一点勇气。到了现在,大概勇气积攒到足够我走出去了,可显然还没有特别充足,于是我选择身边的人作为我的练手对象,开启了这个小小的专题。

我的第一个受访者,是我的父亲。

不知不觉,一辈子就过了大半

其实,很多时候我都挺嫌弃他的,抽烟喝酒脾气差,对我很严格,还有些大男子主义。可是也有很多时候,我又有点敬佩他,印象里他好像无所不能,家里什么地方坏了他都能修,没有他修不好的东西。长大一点,意识到他是在怎样艰苦的环境下撑起这个家,我开始想,父亲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?我好像一点都不了解他,而他也一直拒绝被了解,每次闲聊到他自己,总是糊弄着就过去了。

父亲像是一个隐身的角色,隐在我们这个家的背后,一言不发地扮演着支柱的角色。他是一个传统的父亲,有传统父亲的缺点,也有传统父亲的伟大。但因为他是“我的”父亲,一切属性都变得独一无二,各种正面的、负面的情感交织在一起,形成父女之间的牵绊,这份牵绊让我总是忍不住想要去了解他更多,让我想要去探寻他父亲以外的形象。

于是,我决定从采访父亲开始。

_以下是一个平凡的父亲的半生_

父亲出生在普通,或者说比普通穷那么一点的农民家庭,有一个哥哥、一个姐姐、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。小时候就是田野里撒丫子玩,长到八岁开始上小学,学校离家里不远,放学也早,课余时候就到地里帮忙干农活,或者约着几个差不多大的朋友一起偷西瓜。

五年小学加三年初中,上到十六岁,就是那时候父亲周围绝大多数人受教育的尽头了。

他们那个初中,一个班最多有一个同学能考上高中,一个年级也就两三个能考上的,和现在考清华北大差不多。

妈妈说,她有一个考上高中的同学,现在在中央纪委工作。这个时候我一下子理解了那些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的,怪不得多年都难以释怀,可以说他们的整个人生都被偷走了——毕竟那时候的学历含金量可比现在高太多了。

但那时候的孩子们哪懂这些,周围人都上到初三就不上了,大家觉得这是正常到不能再正常的事。其实,那时候的初中是可以无限复读的,只要你想读,可以一年又一年地重读初三,但很多孩子都不想读,家长也不想供。那时候有一个女孩,她爸爸是大队的会计,算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,人家就知道读书的重要性,逼着那个女孩读书,她不仅重读了好多年初三,还在外边补课,那时候补课可不像现在这么常见。那个女孩和父亲做过一段时间的同学,据说人特别笨,就是被家长逼着学,后来还转到市里面的学校复读,最后也没能考上高中,但可能是走了别的路子,还是出去上学了,现在在一中做老师,算是很不错的工作。

父亲有一个发小,那时候也是复读了好多年,最后也没考上高中,去了个技校。技校毕业是包分配的,但那个叔叔被分配到了一个钢丝厂,那厂子没两年就倒闭了,叔叔也就只能另谋出路。

初中毕业以后,父亲跟着姑姑家的一个亲戚从平遥去介休修厂房,盖大烟囱。三十多米高的烟囱,一个老师傅带着一个小弟一起修,十六七岁的男孩,一开始爬上脚架还有点害怕,但这份工作的好处是不会太累,因为烟囱每天只能修一点点,修太快会不结实,所以工作之余有大把的休息时间。父亲在那里干了半年,一个月工资十多块钱,还算可以。

后来父亲还去北京王府井搬了大半个月的水泥,由于北京白天不允许大货车进入,所以他们装卸水泥只能在晚上干,又累又不赚钱,父亲没干多久就回老家了。

那时候他们都是被熟人带着到各个城市去打工,我想起小时候看的《包工头》,问他有没有被骗过。父亲说没有,说那时候八几年,刚改革开放,大家都老实,也没多大野心。但许多年后,我三叔和一个本家叔叔辈的人,被骗到太原的一个暖气片工厂,其实就是一个黑砖窑,不让他们出门,门口有打手守着,他们在某天的半夜翻墙偷跑了回家,不仅没赚到钱,还把带在身上的行李全都扔在了厂子里。

折腾了几次之后,父亲开始做刻章的生意。小时候,我曾经在卧室的抽屉里发现过一套刻章工具,那时候我就知道父亲做过这个买卖,只是一直很好奇他是怎么想起来干这一行的。

原来那几年,村子里有一个会写毛笔字的老先生,靠给别人刻章刻成了万元户,于是大队、乡政府又是送锦旗,又是送牌匾,表彰人家勤劳致富,鼓励大家向他学习。这位老先生把他的两个儿子,和身边一大堆亲戚朋友都带着学刻章,然后他们就带着刻章的本事到各个城市去做生意,一时间村里许多人都学起了刻章。

父亲的一个同学也学了,于是就教我父亲刻章,还告诉父亲怎么从湖南买材料,到邮局交钱取料,正好那时候父亲的哥哥(我大爷)在天津当兵,于是父亲就带着这些东西跑到了天津。

在水上公园西边一点,有一个商场,父亲就在那个商场门口找块地方,铺上红布,把材料摆开,给人刻章。那时候的工人领工资需要盖章,签字不行,所以大家都需要一个章,公园附近有一个庄子,工厂不少,有时候从外边来一批工人,全都没有章,这就是门大生意。

刻章是料和字分开收费,八毛钱一个字,料基本上都是一两块钱,有机玻璃、牛角,是用的最多的。一开始,父亲在外边租房子,一个月房租六十块,算是巨款。后来实在受不了,就在大爷部队的食堂帮工,一个月拿六十块的工资,还有免费的宿舍。食堂的工作就是早起蒸馒头、炸油条。他们那里属于部队医院,会给医生的家属发粮油、牛奶之类的物资,父亲也帮忙分发。

忙完食堂的工作,父亲就再去商场门口摆块布给人刻章,这样两头赚钱,也攒下不少。

后来,大爷的一个战友退伍后来天津玩,闲聊中说起开大车一个月能赚七八百,父亲一下子被吸引了。本来就喜欢车,又能赚钱,这事好,于是他开始琢磨去开大车。

从天津回家以后,大爷要结婚,父亲就把攒的钱都给了家里。他和家里人说自己要去学开车,奶奶不同意,说开车太危险。但父亲还是铁了心要学,于是他又回到了天津,用身上仅剩的钱在西青一个最大的驾校报了名。

在那里学开大车是全封闭的,住在学校里,一周学五天,一天八小时,学交规、机器维修、汽车驾驶,六日休息——那时候好像刚开始实行五天工作制。因为身上已经没钱了,所以每天只能在食堂吃最便宜的菜,或者吃方便面,一天饭钱两三块,就这样在驾校里过了四个月,瘦到了一百斤。

考完驾照之后,必须要有单位接收,由于父亲盖了部队医院的公章,一般的单位不好接收,只好找认识的人想办法,最后辗转到了我们一家后来居住的地方,天津郊区的某个村子。

一开始,虽然有了驾照,却并没有人雇佣他去开车。父亲只好在村子的小饭馆里找了一份厨师的工作,饭馆只有一间房,父亲备菜、炒菜全包办,后来老板对他说,你看看菜单需要写什么菜,定多少价,都听你的。这家小饭馆后来做到很大,老板的两个女儿也都送出国读书了,这是后话。

父亲虽然做了厨师,但一直在寻找做司机的机会,他也和饭店的老板说了,如果有人需要司机一定要告诉他,可当有人问老板这里是不是有人想做司机的时候,老板偷偷地回绝了,没有告诉父亲。

当时村里大队的人看父亲能干,就想把他调到大队的饭店做帮工,原本父亲是不想去的。但饭店老板让人心寒,父亲就答应了。大队饭店之前有个城里来的厨师,后来他走了,父亲就成了主厨,一个月拿四百块工资。也是在这里,父亲认识了燃气公司的老板。

这个老板在外边听说液化气赚钱,就贷款建了一个气站,需要司机把气运送到客户那里,听说父亲有大车驾照,就把父亲调到他那里开车。一开始只是在天津市内跑,开了一年小货车,算是试用期,之后就开始开真正的大车。

一开始跑长途,主要是把液化气从东北拉到天津,那时候渤海石油是他们主要的上家,分装后再拉到大连、抚顺,后来往山东、北京都送。九十年代几乎家家都用液化气,经常有个三轮车走街串巷地喊“换气咯“,北京的很多小区用的也是他们工厂送去的气,那几年他们的生意好得不得了。

父亲开的大车,上车的台阶就有一米多高,一车能拉十吨气。厂子里停着许多这样的大车,父亲的车永远是最新的。每次一买来新车,老板都会第一时间让我父亲开,因为父亲是最早跟着他干的,也是最靠谱最能干的一个。

我记得小时候在家里吃饭,经常吃着吃着就有人给父亲打电话,问他”我走到xx路口了,要去xx,我要往哪边走“,或者是”车的xx出问题了,要怎么修,要找谁“,”明天几点xx要气,你说咱们几点走能送到“,一辆大车一般是两个司机一起上车,轮流开,他们都愿意和我父亲一起。那时候还没有导航,出差全靠看地图和路标,以及记忆,父亲的记忆力格外好,但有时候到了城里也会找不到路,就找当地的年轻人问问,找老人不行,因为听不懂方言。

有一次去宁夏出差,汽车开到山里,半夜三更,有个骑摩托的人追上来要收过路费,父亲没给钱,他就跑到车前面堵着,似乎很多大车司机都碰到过这样的地痞。还有一次从江苏回天津,走到济南外环的时候,开着开着车前轮突然跑出去了,车咯噔一下就停在了路上。那时候也是晚上,他和另一个司机只好去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店里买好零件,自己修车。把车轮推回来的时候发现轮子把人家路边卖冰镇饮料的罐给砸坏了,趁着天黑,他们赶紧推着轮子跑了。

父亲开大车整三十年,出过一次车祸。在河北黄骅的时候,有个小车突然拐弯,父亲的车停不住,只好往旁边的空地上躲,对面的一辆大车也因为躲这个小车开到了空地上,两辆车就这样撞到了一起,车受损很严重,父亲手上的肌腱断裂,现在还能看到当时留下的疤。

父亲和母亲是在他开始开大车的那年冬天结的婚。

父亲刚刚初中毕业的时候,姥姥家在盖新房,父亲就去姥姥家帮忙干了十几天的活,虽然那时候都是一家盖房全村帮忙,但在那之后父亲还是没事就去姥姥家溜达。我舅舅的年纪还小,和他玩不到一起,他去姥姥家串门就是司马昭之心了。

后来,父亲和周围的人说想要娶我母亲,大家都说不可能,因为姥爷是村里的干部,母亲又是出名的好看,而爷爷家太穷,儿子又多。但我父亲不管那么多。

在我母亲初中毕业的时候,父亲就去提了一次亲,但当时姥爷直接拒绝了他,甚至没有让我母亲知道这件事。过了几年,父亲在天津开上了车,母亲也有自己的想法了,觉得我父亲人品好,又能干,一个人在外边闯荡,颇有魄力,于是两个人经媒人一牵线,就定下了婚事。

提完亲之后就是准备彩礼,装修房子,买衣服、家具等等,九二年正月定下婚事,一直到次年腊月才结婚。当时家具还是找木匠打的,再找油漆工刷油漆,男方准备了自行车、缝纫机、电视机,姥姥家陪送了录音机、电风扇、洗衣机,该有的也是一样不缺。

婚后正月他们就一起去天津了。一开始买的是火车票,结果人太多了,那架势比现在北京早高峰的地铁还要夸张,母亲哪里见过这阵仗。父亲挤上车之后发现母亲还在下面,又从火车窗户跳出来。两个人只好坐汽车去太原,一路倒车到了天津。

那时候父亲的老板在厂子里给他们腾出一间房,他们就住在工厂的院子里,而我也在那里出生。工厂的院里很热闹,经常有叔叔阿姨带我去玩,母亲一下午找不到我也不着急,放在现在是想都不敢想的。

结婚之后,父亲赚的一年比一年多。那时候他们是朝阳企业,父亲是朝阳企业里的金牌员工。他们觉得未来一片光明,觉得赚钱容易,父亲给母亲买了金耳环、金手镯,金项链,还自己打了个大金戒指,买了一件两千元的皮大衣。

因为生意好,所以父亲经常全国各地出差,有时候晚上回家吃个饭就又要走,忙得不可开交。

两千年开始厂子也做起了天然气生意,属于是赶上了潮流,这样一来父亲就更忙了,经常晚上睡前听见父亲进门的声音,早上起床的时候他又不在家了。我问他,就没有过不想继续做这行的时候吗,他说,零几年的时候就不想做了,因为太累。

其实他原本想的是干几年,攒攒钱,就回老家的,没想到一干就干了一辈子。

零三年的时候,我们住进了楼房。而这个时候管道气也渐渐普及,天然气开始走国家管网,不需要他们这种公司来运输了。厂里的工作渐渐没那么忙,零九年开始,父亲基本就不跑长途了。虽然工资还在涨,但物价涨得更快,钱好像总是不够花。

再之后,我上了初中,校长几次找我的父母谈话,说孩子成绩这么好,一定不要送回老家。原本父母可能在犹豫,在校长的劝说下,他们咬咬牙决定把我的户口迁到天津,好让我能够在天津参加高考——而这需要一套有产权的房子。

2010年,天津市区的房子一平米价格已经上万,超过了我们能负担的水平。我记得那时候,父母每天都在报纸上找房源,他们每天聊天的话题就是房价,以及找谁借钱。最后,他们成功找到了一个比较便宜又能迁户口的小区,东拼西凑地买下了那个房。后来那个房子的价格一度涨了两倍,虽然现在又降回去不少,但仍是当时的我们没有预料到的。

父亲现在常说想回老家,可是他又希望能在现在的公司干到退休,好领一份退休金。

前些年,父亲查出血糖有点高,于是他开始减肥,控制饮食,每天饭后外出散步一小时以上,风雨无阻,一年多下来整个人瘦了一大圈。在此之前,我眼中的父亲就是每天躺在沙发无所事事的样子,他减肥成功之后,我开始回忆母亲口中的他,想起他也有过拼命奋斗的那些岁月,他也有坚持自己梦想的年少时光。

这次采访结束后,我开始理解为什么他天天嚷嚷着要我去体制内,为什么他宁愿放弃翻倍的工资也不愿意换公司。我也开始理解母亲说的,你父亲不容易。

很多很多过去不理解的事情,其实都有迹可循。

父亲也时常回忆他年轻时候的事情,但当我问他对于自己的这些经历有什么感想的时候,他总会说,哪有什么感想,不过一天一天地活。

父亲很少提到自己的感想,但他的白发和皱纹都在说,“不知不觉,一辈子竟然就这样过去了大半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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